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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文化产业危机与出路讨论丨转型难、缺好剧

发布日期:2019-11-05 00:35 来源:和记app

  原标题:影视文化产业危机与出路讨论丨转型难、缺好剧本、剧卖不出价,中年女演员​困境背后

  角色定位固化,青春剧抢占中年演员生产空间,剧本创作空间受限,中年女演员的困境该如何解?

  7月底,海拔2261米的西宁,正在举办的“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式”上,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

  海清颁完奖,忽然拿出手机,拉着一众女演员上台,上演了一段半即兴、半脱稿的演讲。“我们比胡歌便宜,和他一样好用。”对于海清自嘲式的发言,台下的人群起初像在看脱口秀一样嘻嘻哈哈,不时发出笑声。在这个见证历史与未来的舞台上,她对着在场的青年导演喊话:“希望在座的年轻导演、和没在场的著名导演都能给我们机会。”

  言论一出,业界立马掀起两种声音。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海清作为行业曾经的既得利益者,现在由于跳脱不出婆媳剧的怪圈,才导致发展受阻。其他中年女演员也并不缺戏拍,马伊琍、姚晨、闫妮为代表的中生代女演员,就各自领衔了近两年的爆款剧《我的前半生》、《都挺好》、《少年派》。

  另一种声音则是对“中年女演员无戏可拍”的论调深信不疑,从宋丹丹对过往戏路的回忆,到王媛可、杨蓉等人在《演员的诞生》舞台上的发言,再到去年姚晨在《星空演讲》上的自述,不少人认为,40岁左右的女演员已经集体陷入事业瓶颈期,只能在剧中甘当“绿叶”。

  行业也有苦衷,制作方们表示:“你们片酬还那么贵,我为什么要用?你们演员拿走自己的钱,最后都是我们制片方倒霉,什么时候体谅过我们了?”

  困局的背后充斥着各方的角力,演员、编剧、导演、制作单位、平台方,牵涉其中的人不断碰撞,有人坚守、有人强势、有人退步、有人妥协。既要卖戏,又不背离国内审查制度,要满足商业性,又要打赢品质战,这个问题就像陶虹对记者所表述的,“并不是一个中年女演员没戏拍那么简单”。

  First电影节闭幕式上,海清拉着姚晨、梁静、宋佳,以富有争议性的表达,发表向导演求戏的宣言后,舆论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说她卖惨,另一拨人则心疼这些中生代女演员的处境。

  几乎同一时间,展现中年女性魅力的《小欢喜》在台网热播,几个女人在职场与家庭中寻找平衡点,引起不少网友的心理共鸣。49岁的咏梅,47岁的陶虹与42岁的海清绽放出这个年龄女性不同的魅力,不少观众又一次注意到海清的演技。

  “像海清那几个女演员不缺戏的,要演女一号分分钟。只是现在的角色和项目,可能和她的预期有落差而已。”接受记者采访时,编剧汪海林透露。

  和海清一起出演《小欢喜》的陶虹就认为,“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女演员没戏拍的事情,展现出来的是前一拨很会演戏的女演员,现在人到中年,以前她胜任的那些角色有人取代了。观众觉得那批演员过去了,谈不上好坏”。

  当然,也有那种不缺优质资源的女演员,比如马伊琍、孙俪、姚晨,都属于这个年龄段“竞争力最强”的。她们总能拿到最顶级的资源——投资大,大制作班底,导演、对手男演员都很强,每天手上都是最好的剧本,供她们精挑细选。

  站在中生代的金字塔顶端,看似风光无限,“只要是孙俪、姚晨拍的戏,开机之前一定是台网都卖完。”

  但影视策划人谢晓虎觉得用“如履薄冰”来形容她们的生存状态更恰当。“她们不缺戏拍,但特别爱护自己的羽毛,不过度消费。”编剧汪海林将她们的每一次选择形容为一场“赌博”,“赌团队、赌发行能力、宣传力。为什么赢多输少?因为优质资源有的她选,选择的余地和空间比较大。”

  2018年在《我就是演员》节目中,包括王媛可、杨蓉等在内,一大批女演员在台上倾诉自己在演艺事业中遇到的困境。

  凭借《延禧攻略》里纯妃一角走红的王媛可,在此之前长达11个月无戏可拍,一度绝望到想要放弃做演员。“现实中我是一家八口人唯一的经济来源,我可以等11个月,但不知道下一个一年、两年怎么办,什么时候这个现象才能停止?如果演戏不能维持生活,我可能会改行。”

  《延禧攻略》这根救命稻草,暂时性拯救了王媛可的演艺生涯,如今她格外珍惜每次得到的机会。今年她拍摄《弯弯的大湾》时在片场晕倒,入院吊盐水,直到杀青,她才道出自己是拍船戏柴油中毒,早前隐瞒是担心给剧组添麻烦,“我也会有情绪,我这么做,是不想让选择我的人失望。”王媛可说。

  38岁的秦岚凭借《延禧攻略》翻红,迎来事业第二春的她,也曾在访谈节目《女人30+》里,对自己的演艺事业显露出担忧,“女一号都是小鲜花,谁愿意看你一个快40岁的女人和小鲜肉谈恋爱。”

  越来越多的中生代女演员们开始面临困局。残酷的地方也许不止在于生计,更在于自我价值的迷失。经年累月的戏路越走越窄,总演母亲或大姐,无论片场或是影视剧宣传,都不会被放在被重视的地位,那种感觉非常不好。

  2012年,32岁的TVB花旦叶璇在内地转型制片人,拍摄抗战剧《雅典娜女神》,汪海林将这件事解读为“曲线救国”——“在事业上找到新的定位,重新被人需要,让自己显得很重要。”

  当以海清为代表的中年女演员被市场拒绝和隔离的同时,影视市场正在被另一股新生力量大幅攻占——随着视频网站的兴起,青春剧异军突起,逐渐成为中坚力量。

  据《毒眸》的数据显示,2014年前后,随着IP的爆火,带火了青春剧市场。《何以笙箫默》、《微微一笑很倾城》等剧在收视上都获得不错反响,这让制作者们尝到了甜头。

  从腾爱优芒上线的剧集数量来看,青春剧的数量从2014年的1部增长到2016年的13部,到了2017年则达到了30部。2019年,这个数字仍然保持在30部上下,以《亲爱的,热爱的》、《全职高手》等为代表的青春剧,在下半年又接连掀起小高潮。

  影视策划人谢晓虎算了笔账,过去只有湖南卫视播偶像剧,但最近几年属于一线卫视阵营的五大卫视,都开始加大偶像剧的播出比重,中年演员的阵地从九成,硬是被挤压至不足一半。至于网络平台的战场更是蛮横,今年腾爱优芒共计约产出150部剧,其中至少九成以青春题材为主,这就意味着,几乎没给中年演员留下生存空间。

  现实情况被业内人士总结为向“低龄化、娱乐化倾斜”——这正是将中生代女演员推入困局的关键原因。假如作品是以吸引年轻观众群体为主打目标,那么小花肯定是第一选择,因为她们代表着青春和流量。

  汪海林表示,“表演经验不够、但有颜值有数据的演员,抢占了大量资源。剩下的留给有演技、又有一定年纪的女演员,就不是什么好资源了。整个影视产业的这个空间被大大压缩。”

  《甄嬛传》中扮演安陵容的陶昕然对记者感慨,“如果说市场变得苛刻了,是对演员的业务水平、职业操守要求更严格了,我觉得是好事。但如果这个苛刻是希望演员们长生不老、永葆青春,那我觉得这种审美进入了一个误区,所有的创作者们都会陷入瓶颈。市场上所有的戏只能写少女,多可怕。”

  遗憾的是,当平台成为影视产业链的第一霸主,行业的规则被改写,生产的逻辑早已改变。流量变成了绕不开的话题,姚晨去年就在《星空演讲》中感慨,“铺天盖地的大数据挤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市场对演员的衡量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大家拼的不再是演技,而是流量。这种氛围将我困在原地,不知何去何从。”

  汪海林告诉记者,“网络平台的思维方式,是以数据为第一主导,它的算法非常吓人,每一刻、每一秒都能体现。大家所谓的追求流量,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你如果不能直接体现在数据上,你的作品就是失败的。”

  但历史却恰恰证实了这一逻辑的矛盾性,《大话西游》是在香港地区上映三年后,才火到内地;《武林外传》首播同样反响不佳,经历过白天时段的一次次复播,才奠定了神剧地位,“直到后来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个题材是可以做的。”

  当然,“流量”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商业逻辑的东西,在这个层面,还有其他地方是平台方们看重的,比如广告、制作成本。青春剧具有较大的广告投放量,收入相当可观,谢晓虎说,“电视台慢慢偏向于青春类的故事和演员,因为他们的广告客户喜欢这样的演员。”

  整体投资偏低、经常启用新人的青春剧在演员片酬上也能节省不少开支,《小美好》制片人戴璐曾公开表示,该剧的后期和制作费占了大多数,演员片酬只有10%。爆款青春剧《最好的我们》《独家记忆》导演刘畅也透露,《最好的我们》投资只有2000万左右,和动辄过亿的大投资相比,只是很小的体量。陷入寒冬的影视圈,这类回本快的小体量分账青春剧自然也多被青睐。

  单从生意的角度,比起青春剧的稳赚不赔,由成熟演员挑大梁的电视剧确实面临的风险大得多。

  曾被封为“四大收视女王”之一的刘涛,在过去这一年连续三度折戟:和王雷搭档的《面向大海》原定于去年年底播出,可大半年过去了,迟迟没定档。业内人士透露,该剧斥资超2亿,但最后总台网给到的价格仅八千万,制片方不想做赔本买卖,咬死不松口,让该剧成了箱底货;与杨烁合作的《我们都要好好的》仅在北京台一家上星,算上网络价也难以回本;与马天宇组姐弟恋的《淘婚记》最后甚至没任何一家一线卫视收货。

  去年,袁泉与陆毅主演的《风再起时》在湖南卫视播出,该剧有着《我的前半生》+《人民的名义》两部戏阵容班底做保障,照说卖相不错。

  可因为题材严肃,据说当时视频网站只给出三十万一集的价格,一气之下制片方决定不对网站售卖,该剧临时变成了只在湖南台一家播出,视频网站不作同步,等到时隔一年后再卖网络,又是另一番光景,价格生生被削去一半。

  谢晓虎对此说得很直白,“用中年女演员,一般不卖钱,给她多少都不一定能挣钱,现在就是这种现状。没有戏拍,去对制片人说、对导演说都没有意义,因为市场是网络平台说了算,他们给不了那么多钱。”

  不过,对于海清式的尴尬,汪海林认为其背后还有着特殊性。这个问题,不止是年纪的问题那么简单。

  在中生代演员的硝烟中,婆媳剧日渐式微,职场戏和行业剧崛起,流行趋势的逆转直接影响了海清的发展。“单一类型的演员,可能会因为给人印象太深,在跨类型的情况下,市场对她的接受度还不如一个新人。”汪海林说。

  据业内人士透露,当年蒋雯丽也曾想跳出“媳妇”的怪圈,在谍战剧中演女特工,但最后没成——因为制片方不敢用,“他们完全没有信心,市场不能接受一个没有验证过的成功。”

  在电影节后几天的采访中,海清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些年拿过来的剧本,真的比较单一,女人在这个社会上除了妈妈,她应该有很多身份,而且她不仅仅面对子女、家庭,也要面对社会,面对自己的人生、情感。这类创作,就是除了妈妈的身份,还讲到女人的其他面儿。挺遗憾,我接剧本时看不到。”

  由于创作的肤浅,难以深入生活的深层,更难以对人生、人性有所挖掘和研究——类似的论调,此前早有圈内人不断提及。

  演员陈数曾在微博中写:确实这几年找过来的戏相对变少了一些,大量的角色还都是演被抛弃的女人、独自抚养孩子的妈妈,经历特别凄惨。其实演妈妈没什么不好,如果故事足够打动我,人物足够让我发挥,就会义不容辞地去演。

  2017年1月《我的前半生》杀青后,除了电影《找到你》,直到2018年10月马伊琍才接了电视剧《在远方》,过程中一直有剧本找来,只是没有到她觉得可以接的程度。

  此刻,王媛可将希望寄托于此,“女演员到了30、40岁正是生活经历最丰富、表演历练最成熟的时候,有很多丰富故事值得被挖掘。好剧本、好题材丰富起来了,演员的机会就多了,不再局限某一类题材或者某一年龄段的观众了。”

  答案有些难过,但事实就是,这对于编剧是“不能承受之重”。编剧地位在国内一贯低下,甚至有人说,他们成了剧组中除场务、群演以外的最底层。由于资本、平台与明星的话语权过大,编剧对剧本的控制力被不断减弱,所以并非是有意不作为。

  之所以这类剧本产出少,一方面是类似题材的实操难度大,“好的现实主义题材剧,确实比现在播得红火的甜宠类偶像爱情剧要难写”,编剧六六在接受娱理工作室的专访时曾说道。在许多知名编剧看来,有时候不是同行们生活经验欠缺,而是被给到的创作周期太短,不足以完成这样一部体量的作品。

  一方面,也可能受国内审查制度所限,类似《傲骨贤妻》《迷雾》这样深刻揭露黑暗的题材很难见光,“如果政策能放开,新拓展的题材里,可能有中年女演员的机会”,影视策划人谢晓虎表示。

  不过对于这个观点,汪海林提出疑问,“我们还没有数据证明,审查制度对中年女演员的限制更多一些,这好像无法印证。”他认为更多还是市场机制及导向所致,很多编剧都是签约状态,都是资方先选好热门话题,然后找编剧“攒”剧本。而偏偏拍青春剧属于“投资方喜欢干的轻巧又赚钱的事”,有编剧曾透露。

  一部分人着力打磨中年题材剧的新生力量,他们不畏艰难,“捧着剧本到处找制片方”,只是,“完全卖不掉,制片方觉得赔钱,基本不会拍”。谢晓虎说。

  也有一批大牌编剧,至今还牢牢掌握着话语权,在资本面前姿态强硬,比如刘和平、高满堂,“他们不按任何人要求,就自己在家写。你看上了就来投,看不上就少废话,不会按着你的意思改。”

  一些极富资历的大牌制作公司,也在草莽生长的国内影视圈继续拓荒,比如今年推出爆款剧《都挺好》的正午阳光。他们自有想法和表达,从不关注明星能否带起流量,惯常的套路是,通过内容带起明星,比如姚晨、倪大红,都凭借戏骨级演技,再次走入观众视野。

  类似这样的制作公司,因为有之前商业性的成功,在平台面前依然强势,“他们不断成功,话语权就越来越大。市场信任他们,甚至盲目地信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利用这些信任去做一些题材的拓展。”

  它们被业界寄予众望,但冒险也不是没有风险,汪海林称,“任何一个公司、创作人都好,一旦一部作品拍砸了、探索过头了,都得苦三年,甚至失去再次验证自己的机会。所以探索、拓展这个事非常难。”

  它们也的确带动了一股风潮。今年6月,上海电视节交易市场中,广告位赫然被不少现代题材剧占领,吴越的《亲爱的孩子》、蒋欣的《奔腾年代》《我们这些年》、佟丽娅的《不婚女王》、李念与车晓主演的《激荡》等,可以看出,中年女演员们仍有一席之地。汪海林表示,“《都挺好》《大江大河》的成功都是正面的信号,相应类型的机会就会多一些。市场就是这么回事,它认成功嘛。”

  另外,汪海林还觉得,中年女演员转战电影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电影市场相对全面一些,老中青演员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反倒越是低龄化的女演员,市场越不选择。”比如公开反驳海清言论的小宋佳,就不认为自己遭遇了海清所说的“中年女演员困境”。

  翻开她这两年的作品表,《拆弹专家》《建军大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佳作不断,《破阵子》《诗人》《风平浪静》等业界看好的片子,小宋佳都是主演。她曾表示,这几年才是创作的高峰,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于角色的参透力更强,反而年轻时演的角色才受限。

  比如梁静做制片人、监制,扶持青年电影人,她在First电影节闭幕式上称是“化被动为主动”。

  姚晨成立坏兔子影业,近年主演的电影《找到你》《送我上青云》《桂花飘乡》等都是自己公司出品。从去年起,她积极参与First等活动,寻找合适的青年影人及项目,甚至还与出版社合作,寻找适合影视改编的女性题材作品。她曾直言不讳,“你要说很多(机会),确实没有很多。但我觉得有寻找就会有得到,就会有可能性。”她觉得,“总得有人开始。”

  陶昕然也对记者说,希望做出改变,“以后我也许不会只做演员,会参与影视制作。我那么热爱我的职业,由衷希望行业能创作出更多让人们对工作、对生活、对现实有积极影响意义的作品。”

  或者,像闫妮那样,人到中年忽然瘦身与时尚接轨——频繁出席时尚活动,把自己变成时尚大片的招牌,秀长腿,秀苗条身材,大玩性感风。“和洋气、青春打交道,和年轻人打交道,这部分演员就会有青春的市场”,谢晓虎分析称。

  甚至做出哪怕微不足道的一点改变,比如调整心态。“我原来的戏都是主演,现在如果让我来当主演,可能流量不够。如果让我演小角色,人家可能认为我不会来。但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希望能让大家知道,我不是非要演女一号的。只要我能挑战的角色,你找到我,我都愿意来。”王媛可说,“我改变不了现状,首先就会改变我自己。”

  1998年,初出茅庐的小陶虹主演了电影《黑眼睛》,一举拿下华表、金鸡两个最佳女主角。现在,她在我们面前,眼睛闪着光,回忆起当时的灿烂,“当年拍《黑眼睛》的时候,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到了濒死的边缘,我说死了也有死的好处,不死怎么能重生呢?当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件事可能不对的时候,就会把目光放到这个地方来,才会反思,才能产生新的萌芽和创造。这不简单是中年女演员没戏拍的事,这个路还远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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