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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跨文化交際角度談中國翻拍國外電影現狀

发布日期:2019-05-30 14:42 来源:MG电子游戏

  摘要:近年來國產電影掀起翻拍熱潮,在眾多翻拍片中,不乏“本土化”失敗的案例。本文從跨文化角度淺談中國翻拍現狀,對熱度極高的典型翻拍作品進行解讀,並探討翻拍時如何根據跨文化差異對電影文本進行本土化的改寫與融合。

  “翻拍”是商業電影中一種快捷、安全、便利的手段。近幾年中國翻拍國外電影的數量呈現不斷上升趨勢。對於一個電影項目來說,原版故事的高度戲劇性、敘事情節緊湊,口碑優良,故翻拍風險較低[1]。但無論對國外電影類型、內容的借鑒或是翻拍,都要面臨對電影文本“本土化”的問題。電影文本的改寫和文化融合在跨文化交際層面需要考慮不同文化語境下的觀眾能否接受並喜愛某種文本的演繹形式。

  2015年引起轟動的《十二公民》翻拍自好萊塢1957的經典法庭電影《十二怒漢》。原版電影講的是一個在貧民窟中長大的孩子被指控謀殺生父,以歐美法律中特有的陪審團制度來推動情節發展。陪審團中12人分別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和不同職業,他們為被告的孩子是否有罪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十二公民》中,討論主體變成了當下中國社會中引起熱議的“富二代”形象。考慮到中西法律體系的差異,片方將原版電影中的“法庭陪審團”改編成由12位政法大學的學生家長組成的“陪審團”,來幫助參加補考的學生模擬西方法庭。

  國內觀眾觀影后對電影內容的改編評價不一。部分人認為劇情還是不符合中國國情,國內大學生來自五湖四海,學校不會出現因為學生挂科補考而“捆綁”家長的情況。有人認為,把“家長陪審團”改編為,為了拿到學分,學生尋求社會人士幫助參加模擬“陪審團”則更貼合實際。

  面對兩國法律體系的差異,中國電影人依舊能冒著“水土不服”的風險翻拍法律體裁的電影的原因在於本世紀初,眾多學者精英為我國司法界引入並強化人民陪審制、預防司法腐敗一事展開激辯。此片翻拍也是中國社會的發聲,是值得肯定的方面。

  2019賀歲檔推出的喜劇片《來》的原版是16年意大利現象級電影《完》。電影講述七個好友在聚會上公開手機訊息而引發的一場信任危機的故事。原片時空高度統一、戲劇沖突極強,情節設置異常巧妙、人物關系足夠復雜,已被近十個國家買下改編權,至今已有四國翻拍。

  然而原版影片的大獲成功,更對各國翻拍提出了新挑戰。不僅需要在保留原作故事的基礎上,更要依本國社會現實、文化語境、觀眾欣賞習慣等條件,對文本進行本土化的改寫。以期讓觀眾接納一個外來的故事在本國扎根。

  《來》在保留原作戲劇沖突的同時,給觀眾呈現了中國式親密關系的幾種典型,以此表現中國人的婚姻觀、兩性觀。例如影片中已經離婚的一對夫妻,為了維持家人、朋友、父母、子女間的和諧關系,不敢坦露已經離婚的事實,還要在眾人面前偽裝和睦。再者,中國“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想下形成了丈夫外出工作,妻子當家庭主婦的典型中國式家庭,交際圈子不同讓夫妻二人缺乏基本的溝通等現象在國內並不少見。

  此外,電影中還勾勒出了一副中國當代社會的眾生相:大齡單身青年、外賣小哥、直播女郎、深夜加班的白領等,都是中國當代文化和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符號。這些細節元素拉近了觀眾與電影之間的距離,消除了翻拍電影中文化與社會差異帶來的陌生感。不同國家的電影除了相同的爆發出的戲劇沖突外,都各自暗含了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喜劇電影除了娛樂大眾以外,也揭示了更廣闊的社會現實。

  除了翻拍西方電影外,中國電影經常翻拍韓國電影,是因為韓國和中國同屬東亞洲文化圈,文化上的親緣性和相似性讓兩國的社會文化有相通之處,也對電影的翻拍提供了便捷[2]。從以下幾部電影對比來看,實則不然。

  2016年11月在中國上映的國產社會驚悚電影《捉迷藏》由霍建華、秦海璐、萬茜領銜主演,演員陣容都是兩岸三地極具票房號召力的演員。但上映期間豆瓣評分僅5.4分,口碑也一直走低。其原因除了韓國原版《捉迷藏》自身故事情節不合理、懸念設置先天不足、人物過度神經質外,主要原因還是電影文本“本土化”缺失。

  劇本自身硬件不過關,但是原版的拍攝卻強於中國的翻拍。就電影本身來說,原版的音效、節奏、鏡頭的壓迫感和沖擊力夠強,作為懸疑、驚悚電影,符合觀眾的期待,並且主線推動的社會性問題——仇富現象更符合韓國的國情,所以上映首日創下了韓國驚悚片歷史最高票房。

  而中國對於這部電影的翻拍基本上是全盤照搬的手法。從人物設定到故事情節、服裝配飾到語言台詞,整部電影用“直譯”的手法把韓國反應社會現實的驚悚片。這是近年來翻拍史上的一次重大失誤。

  除了失敗的案例以外,比《捉迷藏》早兩年上映的國產電影《重》卻是成功的翻拍案例。《重》和《奇》屬於中韓兩國公司共同出資,採用“一本兩拍”的新合拍模式開發的一套劇本。電影講述了一位脾氣不好、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在得知家人要把她送到養老院之后,一氣之下離家出走,竟然在一個神奇的照相館變回了20歲,從而引發了一系列搞笑又溫情的故事。中韓兩國同屬東亞文化圈,又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家庭結構、人際關系類似,長輩較多地參與到晚輩的小家庭中,片中“強勢婆婆”的人物設定符合中韓許多家庭的現實。此外“老齡化”和生育率降低引發的老無所依、中年人既要贍養父母又要照顧兒女的重重壓力等社會問題——影片的沖突恰恰體現在這裡。

  《奇》比《重》先上映,兩國的劇本都由韓公司操刀,但中國版的拍攝找了中國台灣導演、編劇對文本也進行了細節修改。故中國在拍此片時很巧妙地處理了中韓兩國文化的異同之處,從時空背景、地理環境、生活細節等方面,對電影文本從眾多細節上做出了細膩地本土化改編[2]。以下羅列兩部電影中的本土化改編細節:

  (1)韓式親情片富有本土文化特色,為更好表達情感引發共鳴,在感動之中更是加入了韓式幽默,如影片開場把不同階段的女性比作籃球、橄欖球、乒乓球、足球等,富有趣味性,奠定全片幽默詼諧的基調。而中式親情片特點是“平民化”,擅長以小人物勾起觀眾對親情的渴望。中國版用一張全家福照片開場,后又展現兒子從小到大的成長歷程,奠定歌頌母親的基調。

  (2)韓版中變回年輕時代的主人公喜歡去桑拿,這是韓國人生活的一個特點,而中國版的主人公則是去老年中心打麻將、唱鄧麗君的歌。

  (3)韓版主人公年輕之后也改不了習慣,一直不說敬語、愛說方言,這也是受韓國獨有的敬語體系影響。中國版則加入了其他本土化的風俗習慣。如菜市場的討價還價、跳廣場舞、看《還珠格格》等符合中國觀眾熟悉的當代社會環境。

  從跨文化角度出發對比多部電影中體現的文化細節,不難看出電影翻拍看似簡單,實則要在很多細節上下功夫。隻有解決了文化差異和社會現實差異帶來的陌生感與異質性,才能讓外來的好劇本好故事扎根中國文化土壤,從當下社會現實中生長出來,讓觀眾覺得真實可信、真誠親切。因此,在翻拍中如何處理電影文本中跨文化交際的轉化,解決文化差異,應該是創作者們應該重視的難題。

  [2]徐曉笛.中韓電影文化差異性的分析與研究[J].西部廣播電視,2016(16) .

  “2018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論壇”11月10日在廈門大學舉行。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盧新寧,福建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秘書長梁建勇,廈門大學黨委書記張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岩等與會並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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